葛浩文（葛浩文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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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的人物经历

葛浩文年轻时不爱读书，成天贪玩，文葛喝酒、浩文跳舞，简介“什么乱七八糟的葛浩事都做过”。他在南加州长滩一所不怎么样的文葛公立学院念书，可能是浩文学校里最差的学生，差点毕不了业。简介日后让他觉得可笑的葛浩是，他这个差生基本上每门课都蒙混过关，文葛惟独一门“亚洲历史”一点也学不下去。浩文第一堂课，老师刚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这位未来的汉学家就想：“学什么中文？！我连英文都还没学好呢！”

毕业后，身无一技，找不到事做，只好当兵。那是1961年，越南局势日趋紧张，谁都明白在这个时候参军有多愚蠢。22岁的愣小伙子进了海军学校，绝大多数同伍被都派到太平洋舰队的驱逐舰上，他却给派到台湾当了一名通讯官。台湾是个什么地方，在哪里，他毫无概念。

在台湾服役，清闲得很，“什么正经鸟事儿都没干”。但他终于被调到日本，上了一艘驱逐舰。下一个目的地，无疑是越南。

越南经历可以说是葛浩文的成人礼。他猛醒过来，不能就这么断送了年轻的生命，于是申请返回台湾。葛浩文讲起这个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时，借用莫言小说题目开玩笑说，留恋台湾是因为当地女人的“丰乳肥臀”留住了他。

这回他“学乖了”，不再吊儿郎当。一到台北，就请了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人学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个老师起的名字。

葛浩文发现自己颇有学习语言的天分。在台北呆到退伍，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进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继续用功，直到得知父亲患了癌症，才结束在台湾的“留学”生涯。

回国后，他又一次面临就业困惑。有一天，遇到一个大学时的老师，问他：你会什么？他沮丧地回答：什么都不会。老师说：那你总会点什么吧。葛浩文便说：会中文算不算？这位识才的老师当即建议他读研究生，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申请了25所学校，只有一家录取——旧金山州立大学。葛浩文在那里首次接触到萧军、萧红的名字。他听导师说起，东北有个“二萧”，两人的爱情故事很曲折。他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看过觉得不错。这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

硕士毕业，教了一年书，他认识到自己“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决定攻读博士。这一回，好几个学校都要他，他挑选了印第安纳大学，指导教授是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在印第安纳，葛浩文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英译本，也读原文。

写博士论文时，柳无忌让他报选题。葛浩文先报了朱自清散文，柳摇头；报田汉的戏剧，也摇头；最终他想起“二萧”来，告诉柳无忌，其父柳亚子跟萧红相熟。柳无忌一听，来了兴趣，催葛浩文“赶快写”。

萧红——这个年纪轻轻就去世的女作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但是在当时很少有人关注她的作品。于是《呼兰河传》成为了葛浩文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小说。

读外国小说，译者比作者还重要

董桥先生学贯中西，多次谈到英语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我觉得一个作家很需要懂一两种外语。因为你多懂一种语言就等于书房多开了一扇窗户，让你看到外头的景象；再多一种就再多一个窗户。看人家多了回来看你自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也不是说不懂外语的人就写不好，有的人天分很高。可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步一步修成的作家，多懂一门外语真的是一个财富，他对环境、社会、世界等等的看法都会不一样。我应该承认我的写作风格就是这样来的。”

在梁文道的《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中，董桥先生再次提到了英语是中国作家最需要的东西，精通英语才能走进人家的世界，感觉到那种脉搏，所以他认为这是香港文化工作者相比大陆学者的优势和便利。

其实不仅仅是作家，作为一名普通读者，能够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也是幸运的，可以原汁原味地领略到语言自身的节奏和美感。伍尔夫在《普通读者》这本自选散文集中，写了大量的关于法语、希腊语作家的书评，她阅读的全是原版书，使她的评论更加鲜明生动，在展现出高超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后，仍然接近原作的本质。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伍尔夫这样具备高度文化修养的“普通读者”，顺畅流利地读懂和理解外国作品依然是个难度不小的挑战课题，更多的时候要借助专业人士的翻译，对读者而言，译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作者。

宋石男《十三亿种活法》一书中，有篇谈莫言获奖的文章——《诺奖下的莫言与当代中国》，认为莫言获诺奖除了自身的实力水准和鲜明的中国元素，翻译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写道：“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是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他并非逐字逐句翻译，甚至不是逐段翻译，而是整体rewrite，差不多等于编译。已故翻译家杨宪益的妻子戴乃迭曾说，‘葛浩文的译笔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葛氏对莫言作品的翻译，很大程度上美化了其语言，流畅了其叙事，而保留了故事的穿透力。莫言获奖，翻译居功至伟。”

考虑翻译的要素是重要的，也是很关键的，毕竟诺奖委员会的成员看的是英译本而不是中文本，存在文字上的接受度和欣赏度。长篇小说靠连续紧凑的情节贯穿全场，但语言风格是否鲜明顺畅也起到决定作用，决定了读者的第一感受。《百年孤独》在中国销售百万，影响力甚至超出了作者的预料，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译者范晔老师超脱幽默、平实凝练的文字功力，传神精准的描绘出小说跌宕起伏的故事脉络，更使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鲜活跳动、生机勃勃的语言律动。

每个人都有既定的阅读习惯，对文字面孔有自己的喜好偏爱，有的喜欢像范晓萱一样的娃娃脸，有的喜欢像崔永元一样斜睨冷笑的世情脸，邂逅气味相投的译者，下意识的会有莫名泛涌的喜悦和激动。比如《黑暗塔》这样的长卷小说，七部卷就是由七位译者分别完成的，体现的尤为明显。

故事是一脉相承、层层推进的，但文法风格却不尽相同。第二卷《三张牌》的译者是文敏，第七卷《黑暗塔》的译者是于是，我对这两位就非常偏爱，文笔更加美感和细腻，不疾不徐，细节展开的非常到位，激发了很多字面之外的遐思，像传感器一样，生动但又很自然，能够领会出故事的深意和韵味。正好那段时间也在读于是的散文集《慌城孤读》，一开始并没太关注译者，只是本能的觉得有种舒服和熟悉的味道，看到专门解读黑暗塔的长散记，才有了恍然大悟的明晰和透彻。后来看了一个关于《黑暗塔》的专访，受访人恰是文敏和于是，她俩对斯蒂芬·金是有人格上偏爱的，对应到文字上就是有纯粹的艺术感悟力，传递出的感情既动态华丽也绵密理智，极为耐读。被誉为“天才小说家”奥布莱特的首部长篇小说《老虎的妻子》登陆后，译者于是，因为是她的翻译，所以想看想读。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邂逅某个作者、某个译者具有偶然性，我们无法直接阅读外文书籍，是从另一个人的转换版本间接地欣赏，不可能像镜子成像般地一一对应，译者的水平直接决定了成书版本，优秀的译者不但精通外文，更应该是驾驭本国语言、精通本国文字智慧的大家，由此才能起到桥梁的传递作用，让普通的阅读者感受到文字冰山下埋藏的共通理念和普世价值。

林文月先生翻译了《源氏物语》、《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十三夜》这几部重要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语言凝练，行云流水。关于翻译她有过这样一段解读和告白：“翻译者与一般读者不同之处在于，他必须非常认真地阅读原著，不能放过一字一句，以及那些字字句句所显现出来的氛围。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于科学的说明性文字的翻译，翻译者不仅要译出那些文字所含的内容，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得注意那些文字是如何被书写出来的。这个作家和那个作家的文章趣味不同，译者要有极高的敏感度去辨别其间的差别才是。因为译者对原著的责任，已不是仅止于欣赏感动的层面，而是要透过那一字一句的迻译，让不谙原文的读者也能像自己当初那样欣赏和感动，所以翻译者必得是一个最认真和敏感的读者。由于长期持续地认真阅读和翻译，我会觉得自己与原著的作者冥冥之间似乎产生了一种默契或了解。在我翻译《源氏物语》的那一段时间，有时夜深人静，独自在书房里斟酌着那些缠绕费解的词句，会觉得紫式部好似就站在我的椅子背后，同情地看着我。”

林先生的作品包含着对作者的敬重和疼惜，为了真实传神地在本国读者面前再现作者原意不惜付出自己最大的心力，更包含着对文学的热爱和不懈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样的译者和作者一样，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仰，作为普通读者，能遇到这样的译者，实乃一件幸事。

葛浩文的人物评价

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正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从事汉英、英汉翻译的人来说,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是向翻译大师拜师学艺——认真对照原作比读翻译大师的翻译作品。就汉英翻译而言,当今最好的老师莫过于葛浩文（孙会军语） 。

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的葛浩文先生，用汉语写的《萧红传》新近获得“萧红文学奖”。他赴哈尔滨领奖，途经香港先到了上海。因他刚刚译完上海旅美作家贝拉反映二战期间犹太人在上海避难的长篇小说《魔咒钢琴》，特地借此机会踏访犹太人当年在上海生活的旧址，好对译稿作最后的修订。

葛浩文熟悉中国文学，因为他翻译过大量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数量之多海外汉学家中无人可比。他与很多中国新老作家不仅熟悉，而且亲如家人。有的作家到美国后就索性吃住在他家。但他为何如此低调，不愿轻易在公开场合评述他们的作品或文学成就呢？从表层看，是他不愿因此而得罪一些中国作家，从深层看与中国作家的心态有关。

联想到近年来德国汉学家顾彬因他的“垃圾说”而引发中国文坛持久争论不休的“地震”；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因经常放出谁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口风，从而使得被他“钦点”的作家或一夜走红，或身价倍增……而任何一位中国学者或评论家的观点，几乎都不可能产生如此冲击力和“一言九鼎”的效果。由此，我觉得中国作家是不是太在乎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和评判了？对他们的观点，作为“他山之石”、一家之言，我们不妨听之，给予必要的尊重，但如果将之奉为圭臬，那就极不正常了。

葛浩文为什么翻译毕飞宇

葛浩文是美国圣母大学讲座教授，从事中国文学翻译30年，已经翻译了巴金、莫言、苏童、白先勇等知名华文作家的作品约40多部。他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比喻为一个凳子，光有文本、有读者这两条腿还不稳，还要有第三条腿——由一个中间人用另外一种语言介绍给读者。葛浩文教授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每个国家的文化有差异，如何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达很不容易；而译作到了外国编辑那里，还有一个他们是否理解和认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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